来自 文化 2019-05-04 11:46 的文章

江南电影:基于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影像记忆

  本文所谓“江南电影”,是指电影的取景地为江南,讲述的是发生在江南的人和事,展现的是江南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著名的电影学者倪震曾说:“中国电影中一直存在着两条文化脉络,一条是西北风情,另一条是江南文化。”较之雄浑苍凉、大气呵成的西北电影,“江南电影”更加温婉、细腻,温润和谐、情景交融的诗化风格和天人合一电影母题恰恰就是江南电影的魅力所在。

  综观百年中国电影史,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劳工之爱情》《西厢记》,到30年代的《春蚕》《野玫瑰》《渔光曲》《船家女》,40年代的《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家》《春》《秋》,50年代的《林家铺子》《女篮五号》,60年代的《早春二月》《桃花扇》《舞台姐妹》,70年代的《渡江侦察记》《春苗》,80年代的《庐山恋》《西子姑娘》,90年代的《菊豆》《画魂》《红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新世纪以后的《庭院里的女人》《楠溪江》《岁岁清明》《柳如是》……江南电影宛若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颗瑰丽的明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是华语电影的源头和根脉。最早的江南电影也诞生于上海,即为1922年在上海拍摄的《劳工之爱情》,导演为张石川,编剧为郑正秋,两人都是中国“第一代”导演的旗手人物,曾共同在上海创办了明星影业公司,《劳工之爱情》便是由该公司出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上海孕育和发展了江南电影,并使其大放光彩,对国内的电影创作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上海和江南特殊的地域关系谈起。上海自古即为江南的一部分,近现代以来,上海逐渐成为独领风骚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远离江南的一座文化“孤岛”。当时身处上海的电影创作者,热衷于将电影的取景地选择在江南,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的同脉同源,江南水乡、亭台楼阁、农舍田园,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另一方面,在摩登都市的各个影业公司和电影创作者眼里,江南因为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特色和人文风貌,变成了一种“异域奇观”,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当时的上海活跃着一大批富有创作力的主流电影人,他们有的出生于江南,有的成长于江南,从小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深谙江南之美,难舍江南气韵,在创作中自觉地选择江南题材,最典型的就是张石川、费穆、袁牧之、沈西苓、袁牧、卜万苍、吴永刚、孙瑜等。

  此外,海派文化特质则是另外一个视角。海派文化虽然源自江南文化,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文化交融在一起,使得海派文化变得更加开放、独立、包容。受此文化熏染的江南电影,较之其他电影,艺术生命力更加丰富,文化底蕴也更加深厚。

  由此可见,上海成为“江南电影”创作的发源地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选择。

  江南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是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原文化、民俗文化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的杂糅。因此,江南文化孕育的江南电影,也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痕迹和印记。

  从影片的叙事空间和影像风格上来说,江南电影皈依了道家的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人与天地相通,所以一切事物的发展要顺应自然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上文所言,在江南电影中,远离纷争的江南古镇和鱼水之乡,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乌衣巷、乌篷船,细雨绵绵,烟雾空濛,温润、醇厚的谦谦君子生活于其间,寄情山水、远离纷争,只求心灵的自由与空灵,是天人合一的最和谐之状态。

  就电影的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而言,江南电影又择取了儒家的天人合一。儒家认为人和天会发生感应,天赋予人吉凶祸福的存在,也赋予人仁义礼智的心性。从家国观念和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说,儒家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序,追崇“克己复礼”“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受其影响,江南电影在影片的题材主题方面,突出展现宗法社会的纲常礼教与人性自由的矛盾、家国情怀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克己复礼与儿女情长之间的矛盾。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国风》《天伦》和《慈母曲》,到新世纪以后的《庭院里的女人》《岁岁清明》……江南电影一直在探讨江南小城的家庭伦理和民众的精神生活,既有情与理的挣扎,也有理想和现实的困惑。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江南电影”也是追求儒家推崇的理想主义人格,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小城之春》中的戴礼言、章志忱,《毕昇》中的毕昇、《秋瑾》中的秋瑾、《画魂》中的潘玉良、《岁岁清明》中的尹逸白……“江南电影”始终把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江南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追求至真至纯的人格,几乎每一部影片中都能找到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

  江南电影的文化根脉不仅体现在电影中天人合一的社会、自然图景,呈现在人物对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理想人格的追寻,更体现在电影创作者对中和之美的中国传统影戏观和传统民族审美情趣的继承和发扬。

  江南电影之所以成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典型代表,是因为其拥有独特的文化标识和美学符号,是中华民族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人世俗情怀和凡尘诗意的寄托。从现代审美的角度来说,江南电影的精髓在于其展现的自然江南和人文江南的完美统一,既有山水自然的秀丽、宁静,也有古镇幽巷、亭台楼阁的精巧、质朴,还有生活于其间的人的温润如玉、谦谦君子之风。

  江南电影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于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更体现于其饱含的江南地域(尤其是上海)特有的城市气质和时代精神。上海作为江南电影的发祥地和近百年来的主要创作基地,其特有的城市精神、人文风貌和江南电影的创作融合在一起,引领了当代中国影视文化新风尚,同时,江南电影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蕴育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

  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江南电影为上海民众提供了鲜活的文化记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作用。如前文所述,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很多民众自己或父辈都来自江浙、皖赣等周边地区。江南电影特有的空间风貌和诗化审美,亭、台、楼、阁、院、林、桥、塔、寺、墙,一草一木都能够引起带着“乡愁”的上海民众的文化认同,而江南电影中的诗意、典雅、含蓄和细腻,尤其是浓烈的生活气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人的生存状态的温暖注目,也最能引起上海民众的情感认同,是现代人家国情怀的理想皈依地。

  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发展局面。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就是说,只有保持了民族文化特性,才能使之具有世界意义。江南电影作为承载江南独特的区域文化和传统文明的电影流派,恰恰具有全球的文化适应性,能够成为中国的“民族电影”,与其他各国的“民族电影”一起,推动世界电影的多元化格局。上海电影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上海电影如何在电影文化表达上更趋国际化,尤其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呈现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而江南电影便为上海电影的国际化提供了探索和实践的可能。(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新世纪中国都市电影哲学意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